唐代和平昌盛、國泰民安，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為特殊、最少約束的一個時期，是思想文化開放型的杜會，善于和敢于向外來的優秀文化學習與借鑒，并將它吸納融合于中華傳統文化之中。玉器一改以往的古風古貌，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現，頗具浪漫主義色彩，顯示山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時代風格，為中華玉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了玉器的創新和發展。

    首創的玉帶銙服飾玉器

    中國古代衣著特點之—是穿長衫，腰部需用大帶束住。唐代開創的按官級高低佩帶的玉器服飾玉帶銙富有時代特征，是一種“等貴賤”玉器，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首創。用玉帶銙的佩帶形式來象征官位及其權力，一般三品以上文武官員方許佩用，其規范化與制度化，是中國古代禮儀玉器中的重要發明和創新。

    玉帶銙由鞋(鞋帶襯)帶板、鉈尾和帶扣組成，始于唐高祖李淵時期。據《唐實錄》：“高祖始定腰帶之制，白天子以至諸候，王、公、卿、相，三品以上許用玉帶?！睋缎绿茣?#8226;銙車服志》記載：“紫為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為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綠為六品之服，淺綠為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皆鉑石帶銙八?！?/P>

    唐代玉帶銙特點：其一，帶銙的顏色由紫色向其它顏色遞變，紫色位階最高。紫色其義來源于紫微星，據傳是天帝所居處，故以紫色位至尊。其二帶銙以玉為最高，依次為金、銀、銅、鐵。其二，據官爵的高下，所用玉帶銙的節數有嚴格規定，由13塊至7塊，尊卑有變。

    唐代玉帶銙制度的建立完全符合并突出顯示了封建帝王制度下的等級與權力觀念。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使其能在唐以后的五代、十國、來、元、明、清歷朝歷代官儀中沿用。

    獨放異彩的佛教文化飛天玉器
   
    中華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親緣關系由來已久，我國最古老的“玉石之路”(公元前4000午)不僅是西域昆侖美玉——和田玉向中原運輸的通道，還是西域與中原進行文化交流和傳播佛教的文化之路，可見，中華玉文化與佛教文化天生就具有不解之緣。

    佛教創于古天竺（古印度），于漢哀帝劉欣當朝時即公元前2年（元壽元年）傳入中國。西域佛教國大月氐使臣伊存來朝，博士弟子景盧從伊存處受浮屠經，從此，佛教在西漢取得正式合法地位。佛教文化在魏、晉、南北朝時較為流行，到唐朝則興旺發達，與我國儒家的封建宗法思想合流，并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中，廣泛傳播。
    唐代玉器中的佛教文化內涵豐富多彩，是唐代玉器重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以飛天為典型代表（玉飛天之源），是當今所見到時代最早的飛天玉器，是后世同類玉器的先導。

    唐代飛天玉器用料均由新疆和田羊脂玉、白玉雕就，在玉材和藝術上表現山飛天的圣潔與高貴。飛天為印度佛教諸神之一，印度梵語稱他們為“乾達婆”與“緊那羅”，即天歌神與天樂神，是飛天形象的原型。傳說是一對夫妻，一同飛入極樂天國，居住在風光明媚的天宮十寶山中，彈琴歌唱，娛樂于佛，故稱之為飛天。楊衡之在(洛陽加藍記》中稱之為“飛天伎樂”，飛天是具有特殊職能的飛神，漢語稱香音神。在佛教中被描繪成渾身散發香氣，能歌善舞，給人們帶來歡樂、幸福的神仙，造型特征為一體態輕盈女子，身披長裙飄帶，祥云托起，手持蓮花，悠悠漫舞，飄飄九霄，邀游天際，飛翔太空。玉飛天的藝術風格為飄然嫵媚，淡雅蕭疏，情韻連綿，尤顯靈動之美，盡顯鏤雕之妙。

    唐代佛教的飛天之所以能在中國被廣泛地接納，是因為在中國本土已有道教的升天仙人——羽人。道教有“仙人者，束身入云，無翅而飛或駕乘云，上造天階”的羽人之說，與外來佛教的飛天有異曲同工之妙，故能一拍即合。玉器的形制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和導向的，飛天形象是在印度佛教藝術基礎上“承與變”的混血種，中國式的玉飛天極具中華民族文化特色，它溶入了傳統藝術的創作，俱現實（歌舞伎）、想象（無翅而飛）、形象（飄逸飛舞）相結臺，用以形（形象）寫意（意境）的方法宋表達情（抒情）與理（意理）的統一，所表現的是生命無限之意境美。唐玉飛天是古人浪漫主義思維與現實生活相結合的產物，歌頌了婦女的美麗、善良、智慧和尊嚴。飛天由二人之戀到合二為一，表現出超脫塵世的快樂人生觀，飛到那里，是一片樂天、樂空、樂土，是眷戀生命意識的產物。

    唐玉飛天表現了佛道文化的交流、融合與創新，佛教的極樂天國與唐朝社會吉祥太平相吻合，其審美價值觀是歡樂向上社會和諧。表明外來佛教文化至此已演變成中國式的佛教文化，是唐代玉器為中國傳統玉文化作出的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東西部文化交流的伎樂紋玉帶板玉器

    唐代最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因素，作為漢族傳統文化的營養。伎樂紋玉帶板是唐朝引入西域音樂、文化的歷史見證，是唐朝成功地進行東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朝廷將新疆龜茲國（今新疆西部庫車、沙雅）的伎樂人帶進長安，并與漢族的音樂融合。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42年（貞觀16年）將唐代宮廷燕樂九部樂增加為十部樂，有燕樂伎、清樂伎、天竺伎、高麗伎、安國伎、西涼伎、康國伎、龜茲伎、疏勒伎、高昌伎。

    唐十部樂集漢、魏、南北朝樂午之大成，用于外交、慶典、宴享，具有鮮明的禮儀性。公元714年（開元2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將十部樂改為立部伎（樂）和坐部伎（樂）。坐部伎（坐式演奏）內容有長壽樂、天授樂、宴樂、龍池樂、鳥歌萬歲樂、破陣樂六部，演出水平和地位高于立部伎（站式演奏）。故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立部伎》詩中有：“立部賤，坐部貴”之說。今考古發掘所見唐代玉帶板上的伎樂紋中，演奏樂器者屬坐部伎，鉈尾上的舞蹈者屬立部伎，其形象為：深目，高鼻，卷發，留胡須，著胡衫，緊袖，束腰、肩披云帶，足蹬烏皮長靴、舞于氍毹上，舞姿生動傳神。白居易詩曰：“心應弦，手應鼓，弘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持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飛”。舞蹈場景所描述的屬于盛行于唐朝的“胡旋”。

    玉帶板上的伎樂紋飾是唐代玉器善于向域外優秀文化學習與借鑒、吸收西域音樂舞蹈文化并將它融合于中華傳統玉文化之中的產物。

    唐代玉器玉料精美，種類多樣，工藝精湛，內涵豐富，以超凡的文化藝術品質在中國悠久的玉文化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并為后人進行中華玉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其后，清代康乾盛世痕都斯坦（巴基斯坦及南亞）玉器的傳入，可以認為是唐代玉器引入外來文化藝術成果的延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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