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晉王嘉撰、梁蕭綺錄的《拾遺記》，被《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稱為"事跡十不一真"，其卷六所載三國時事跡即有如下一條[12]：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賤。……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此條記事之必偽，清人王士禛與今人齊治平均已力辨[13]。只是，作偽的并非王嘉(子年)，而是南朝人。據《晉書·藝術傳》和《高僧傳》卷五釋道安傳所附王嘉傳，王嘉為十六國前期人，前秦末年為姚萇所殺。可是，此條記事中有"河南獻玉人"一語，河南者，河南國也。魏晉南北朝時期曾被稱河南國的，只有乞伏西秦和吐谷渾兩個政權[14]，時間都在王嘉死后。乞伏乾歸與其子乞伏熾盤稱河南王的時間極短，而南朝宋、齊、梁各代封吐谷渾君主為河南王的傳統持續了一百多年[15]，所以，在正史及其它各種文獻中，河南國基本上是指吐谷渾的。在今本《拾遺記》中，前引劉備與甘后事跡一條，放在正文即王嘉原本之中，而不是置于梁代蕭綺的所謂"錄"中。從上述時間上的矛盾看，此條記事的作者即使不是蕭綺，也必是南朝時期的其他什么人。
    這條不合史實的記事，也并非全無研究的價值。就本文而言，其價值就在于"河南獻玉人"的記載。吐谷渾與南朝密切的通使關系，以及經由吐谷渾之地而溝通的西域各國與南朝間的通使關系，頻繁地見載于南朝史書，當然也必定給了當時的人以很深的印象。吐谷渾并不產玉，但于闐國的玉只有經過吐谷渾才能運達南朝。至于吐谷渾在于闐玉貿易中，是僅僅充當商胡的保護人，還是兼營中間貿易，我們已無法知曉。從"河南獻玉人"一語，可以看出，在南朝時代的江左人士心目中，或者在事實上，河南國與運抵南朝的于闐玉，是有直接關系的。
吐谷渾與南朝的交通，經過益州、荊州，沿長江抵達建康。吐谷渾與益州的關系，據《梁書·諸夷·河南國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
    同書同傳還記載，天監十三年（公元514年），伏連籌遣使獻"金裝馬腦鐘二口"，又表請于益州立九層佛寺，并獲得梁武帝允可。益州是吐谷渾貿易之路的重要一站，所以有大量胡商居住或活動于益州。《隋書·儒林·何妥傳》：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何妥一家極可能是粟特商胡。同樣可能是粟特商胡而活動于益州的人還很多。《續高僧傳》卷二五釋道仙傳：本康居國人，以游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
    另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見于《高僧傳》卷七宋釋慧叡傳：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
陳寅恪先生曾說："……六朝、隋唐時代蜀漢亦為西胡行賈區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種往來僑寓，自無足怪也。"[16] 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再次強調"蜀漢之地當梁時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區域"[17]。
益州處于如此地理位置，在和田玉貿易中，自然應當有特殊性，史籍中相關的資料也偶可一見。前面提到的何妥，其兄何通，便以治玉見稱。《隋書·何稠傳》：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
    何通活動于蕭梁時期，家在益州陴縣，身為西域胡商，以治玉見稱，可見益州還是一個和田玉加工地。江左所得玉器，相當部分可能是在益州、由何通這樣的西域胡商加工生產的。
    從益州到建康，要經過在南朝政治中有著分陜之重的荊州。和田玉貿易在荊州的歷史痕跡還是可以找到的。《周書·于謹傳》，于謹率領西魏大軍圍攻江陵，擒殺梁元帝，"虜其男女十余萬人，收其府庫珍寶"，這些珍寶包括：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
這種大尺寸、高等級的玉石，當然產自于闐。《南齊書·河南傳》載齊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遣使于芮芮（柔然）：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案丘冠先之使，自益州西至吐谷渾，再繞道達漠北柔然，并不經過于闐。他的大玉，應當是在吐谷渾地區從胡商手中得到的。這暗示吐谷渾地區存在著玉石交易市場。
    梁元帝宮中的大玉，反映了荊州作為和田玉貿易重要中轉站的意義。另外，在說部材料中，關于荊州地區的玉器，還可舉出唐人張讀《宣室志》卷六所載南朝劉宋時事一條[18]：
宋順帝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廄中群馬，輒躑蹋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廄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為妝奩間物。沈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后攸之敗，不知所在。
    這一條還被收進《太平廣記》中，文字小異[19]。古代文獻關于動物玉雕的記載中，馬是比較少的。元人湯允謨《云煙過眼錄續集》列舉"總管太中灤陽趙伯昂仁舉所藏器"，有曰[20]：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生，玉色溫美。
這個玉馬，比沈攸之的愛妾馮月華的那個玉馬的尺寸要大，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考慮。[21]
    谷渾與和田玉貿易的特殊關系，使南朝人把"河南獻玉人"的當前經驗，誤植入二百年前的三國時代，遂有今本《拾遺記》中劉備與甘后之事。但分析這種誤植，卻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吐谷渾與南朝玉石、玉器的供應，的確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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