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于闐國向吐谷渾，行經昆侖山北麓諸綠洲，至吐谷渾控制下的且末、鄯善，由鄯善向東南越過阿爾金山，經柴達木盆地，進入吐谷渾的核心地區白蘭、都蘭（吐谷渾城），再向北即到達青海湖西岸吐谷渾的都城伏俟城。這條路線直到近代還是西寧與和田間隊商的行道[29]。這條路在南北朝時期，作為絲綢之路的主干路段，又是和田玉向中國東部，特別是向江左的南朝源源輸入的孔道。
    南朝使用于闐玉的直接證據，是有關宮廷用玉的。《南齊書·皇后傳》：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綬，佩于闐玉。
這里的于闐玉，是指以于闐玉料（仔玉）加工而成的玉器。前面提到的丘冠先從河南所獲大玉，以及于謹破江陵以后從梁元帝蕭繹宮中所獲大玉，都屬于未經加工的于闐仔玉。這類玉料運抵南朝后，再由南朝玉匠加工成各類玉器。
    南朝玉器的雕琢技藝，承自漢魏，有著悠久的傳統。但是出現在南朝的玉器，并不全是南朝琢玉工藝的成果。經由吐谷渾之路來到南朝的于闐玉，也有已經加工成器的。前舉何通的材料，說明益州地區也是玉器加工地之一。前面我們引用《拾遺記》中"河南獻玉人"的故事中，玉人便是以成品形式由河南（吐谷渾）"獻"進來的。那么，這個玉人，是在吐谷渾地區加工而成的呢，還是早在于闐便已經琢磨成器？這個問題非常有趣。當然，《拾遺記》這種小說"事跡十不一真"，實不足據以考史，但是正史中也有這類材料涉及同一問題。《梁書·諸夷·于闐國傳》：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于闐是玉料產地，如果此佛不是在于闐刻成，那么，又是在哪里刻成的呢？這里的"外國"，從文意看是指于闐以西的國家。但是，于闐國把本地所產的玉料運到西邊很遠（極可能是指蔥嶺以西的國家）的"外國"去加工成玉佛，再進獻給蕭梁，似乎難以理解。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八有"于闐玉佛"一條[30]：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于其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這個玉佛是否由于闐本地雕琢，沒有材料可以說明。它與蕭梁時期那個玉佛之間有什么關系，也難以論定。只是這里明確地描述了玉佛的尺寸和色彩，其中"色如截肪"一語，是專門形容于闐玉中的極品羊脂玉的。宋人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31]：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這里的"色如截肪"也是形容羊脂玉的，羊脂玉乃是雕刻寶璽的佳品。伯顏在于闐發現的玉佛，就是以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珍物。元代的于闐已經是伊斯蘭的世界，我推測，這個玉佛可能是在伊斯蘭勢力東進、佛國于闐即將淪陷時被深埋地下的，時間當在公元1000年前后[32]。但它的雕刻時間難以確定，因而它與蕭梁時期于闐國所進的"外國刻玉佛"的關系也就無從考證。
    關于于闐地區玉雕業的興起，現在比較流行的看法，是從唐代開始，唐代以前，于闐只是向外輸出原料，加工玉器則必須求助于外國[33]。研究古玉的專家楊伯達先生近來對這一看法提出了質疑，他通過對唐代的"番人進寶"玉帶板的研究，認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闐就存在著碾玉治玉的手工行業；其治玉行業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蘭化以后[34]。
    根據漢魏以來于闐與中原政權關系的變化，我認為于闐地區的治玉業可能是在南北朝時期興起的，也就是說，當于闐國與東部地區的政權間不存在嚴格的藩屬關系，政治上有機會脫離直接控制以后，貿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發展。相對平等的政治關系，為于闐與內地（主要是南朝，當然有時也包括北朝）間發展充分而自由的貿易和商業關系提供了更好的條件。于闐的治玉業在這個政治和商業背景下得以興起，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國玉文化的發展和演變，即東部地區在玉器消費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可能也是于闐治玉業得以興起的一個原因，因無關本文宏旨，此不復贅。
    本文要討論的是，吐谷渾在這種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呢？吐谷渾不僅提供了商業路線，而且，很有可能也提供了商業需求和商業信息。前面我們提到《宣室志》記載的劉宋時期的玉馬，我們未能判斷其產地。吐谷渾地區是否也存在著一定規模的治玉業呢？以我們前面所說，吐谷渾地區存在著玉石市場，那么也可能存在玉器市場，《拾遺記》中"河南獻玉人"的玉人，可能就是這類玉器市場上的商品。進一步說，一定規模的治玉業是可能存在的。
    當然，吐谷渾地區的玉石貿易，或者玉器貿易，甚至可能存在的治玉行業，都不太可能是由吐谷渾族操作的。吐谷渾地區大量的粟特商人才是這類貿易的主要操作人。但是，吐谷渾民族，或吐谷渾國家，在這類貿易活動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吐谷渾以富藏珍寶著稱，這些珍寶便是吐谷渾在南北朝時期從絲路貿易中所獲。
   《周書·史寧傳》記載史寧率西魏軍隊協助突厥木汗可汗襲擊吐谷渾（《周書》稱吐渾），特別強調了對吐谷渾的珍寶的擄獲：
逾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
    吐谷渾從絲路貿易中所獲取的巨大財富，到隋代還受到注意。《隋書·裴矩傳》記載裴矩長期在河西接待商胡，搜集西域情報，對吐谷渾的情況非常了解，他后來力勸隋煬帝舉兵征吐谷渾，理由就與吐谷渾的財寶有關：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

　　　　　　　　　　　　　　　　　　　　余論
    隨著益州地區在梁末入北，特別是隨著南北分裂局面的結束，吐谷渾地區在政治、軍事和商業貿易方面的地位不復如前，絲路干道離開吐谷渾地區、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將到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也就開始了。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和田玉貿易之路，自然也回到傳統的河西走廊。但是，吐谷渾民族和吐谷渾地區在隋唐兩代，即使在吐蕃統治時期，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仍然與絲路貿易有著重要關聯。
    發現于吐魯番的一件粟特語地名錄（T.ii.D.94），記載了9至10世紀粟特人在歐亞大陸的經商路線，這些地名自西而東分別是：扶菻、苫國、波斯、安國、吐火羅、石國、粟特、拔汗那、 盤陀、佉沙、于闐、龜茲、焉耆、喀喇沙爾、高昌、薩毗、吐蕃、吐渾、彌藥和薄骨律。[35]其中薩毗、吐蕃、吐渾都在今青海境內，吐渾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渾民族。
    考古學證據也顯示，唐代的青海境內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點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蘭縣的熱水鄉和夏日哈鄉，發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絲織品、陶器、木器、金銀器、鐵器、銅器、珠飾、皮革制品和木簡牘等。根據許新國先生對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統金銀器、波斯風格絲織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說，外來文化特別是中亞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對青海境內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渾等民族，存在著很深的影響，也直接證明了絲路青海道的持續繁榮。可是，都蘭吐蕃墓出土物中沒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籠罩下的青海地區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貿易的主要中轉站。盡管史書記錄唐憲宗和唐文宗時吐蕃"朝貢"物品中有"玉腰帶"若干[37]，但比起稍后來自河西歸義軍及甘州回鶻貢品中的"團玉"[38]，數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顯然，隋煬帝以后，盡管西北地區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響，但由于中原與江南歸于統一，絲路干道的東端直指長安與洛陽，河西走廊的傳統地位便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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