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玉雕是中國玉雕工藝的一大流派。歷史上的揚州玉器在成器的題材、種類及工藝造型上均形成了獨特的地方特色和藝術風格。現代的揚州玉器兼有“南秀北雄”的風格及典雅秀美、玲瓏剔透的藝術特色。

　　走進故宮珍寶館，中國古代最大的玉雕山子《大禹治水圖》巍然矗立在數千斤的嵌金絲座上。這座高224厘米、寬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噸的“玉器之王”創作于乾隆時期，清代只有揚州能制作這樣重逾千斤的玉山，其琢玉水平之高，能工巧匠之多，生產規模和作業能力之大，實前所未有。

用玉雕琢華夏民族治水的宏大史詩，沒有留下姓名的玉匠們用無與倫比的創造力觸動著人們的心靈。在《大禹治水圖》玉山上，雕琢了眾多人物，活動都圍繞治水展開，人們穿著粗布麻衣，有的干脆光著上身，掄起橛子，劈山移土，脊背、腿上的肌肉隨著動作的展開爆發出力量，揚州的玉匠用完美的玉雕技藝留下了一種足以鼓舞整個民族的精神，這恰恰是一個藝術家或者文化傳承者對于自己作品的終極追求。

　　揚州玉雕素以大件著名，幾乎每年都有大件作品問世，比如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顧永駿近年創作的《大江東去》碧玉山，重達4噸，僅次于《大禹治水圖》玉山，堪稱當代之最。還有《人生如意》、《樂鯉跳波》等大的擺件，可以說，揚州玉雕在大件制作中無人能比，也是其優勢所在。

上世紀70年代的《五塔》、《寶塔爐》等作品，工藝奇絕，氣勢宏大，代表了那個年代玉雕創作的最高工藝水平，當時參與制作這些大件作品的徒工，如今早已成為揚州玉雕的中堅力量，他們在仿制青銅器造型的基礎上，標新立異，尤以塔爐見長，在技法上采用立雕、浮雕、鏤空雕相結合的形式，使爐的優美造型和寶塔渾然一體，別具匠心。

　　在器皿中還值得一提的是鏈子活。這是揚州玉器玲瓏剔透的又一表現手法。不像北方的鏈圈多呈澡盆形，揚州的鏈子似黃豆一般，精巧圓潤、細膩整齊，常出現于瓶、燈、塔、薰、片、墜等器物上，尤以與瓶、塔結合為多，亦最富代表性。其運用形式視器物造型的需要，結合以單鏈、雙鏈或多鏈，起襯托器物之效，相得益彰。鏈子活在天然瓶上的運用具有“小中見大”的特技，揚州鏈子活的精細程度堪稱巧奪天工，在玉器活中開拓了新的境界。

　　現代揚派玉雕創作者運用“量料取材、因材施藝”的琢磨工藝規律，不斷提高“相玉”能力，同時，廣泛汲取民族繪畫、藝術雕塑的營養，他們創作的玉雕作品逐漸脫離單純工藝品的屬性，而具有了藝術性的表達。

　　在《馬未都說收藏》玉器篇中，我們能夠看到一條比較清晰的脈絡。這就是玉器文化的發展過程，從石器時代的“神玉文化”，到奴隸社會的“禮器文化”，再到封建社會的“德玉文化”，一直到唐代“玉器具有了商品屬性”以至明清達到鼎盛時期，玉文化已經不是統治集團所專屬的文化，而是文人士大夫所好，普通百姓亦可帶玉、尚玉。這說明隨著社會發展逐漸成熟，玉文化逐漸向社會下層蔓延。這樣的變化，離不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然而，就像今天我們整個社會都在面臨變革一樣，產業聚集，傳承有序的揚州玉雕也存在自己的短板。“前些年賺錢容易，這幾年市場冷清了，面對外地市場的崛起感到危機重重”，這是近年來揚州玉器行業普遍的感受。

　　玉料的價格動輒1公斤60多萬甚至上百萬元，高昂的價格就像一座大山，很難隨意撼動。創新，意味著將要冒更大的風險。于是就出現手藝做慣了，風格難改變；題材做熟了，故事就顯得老套。是創新還是先考慮經濟成本，這確實是兩難之選。

　　玉雕行業有其固有的產業鏈，比如玉石料供應、打磨、底座制作等等。作品的好壞尚能控制，但面對配套部門，要想提高水平，光著急是沒用的。于是，就有大師專門到外地去打磨拋光，有時連木雕的底座也要到外地定做。

　　玉雕是揚州的傳統手工業，也是揚州的名片。稍微了解揚州玉器發展的人都知道，明清時期揚州玉雕曾經盛極一時，這造成了各種各樣的藝人在揚州聚集，所以，從明清到現在，揚州玉雕技藝的傳承明確、有序，玉雕師這個群體不僅數量眾多，名師大師也多，他們不僅形成了風格獨特的揚派玉雕風格，而且師從關系明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和看家本領。特別是當今海派玉雕的發展，歸根結底，底子是揚州人打下的。海派玉雕大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易少勇直言不諱地說：“海派玉雕就是師承揚州玉雕。”

　　揚州玉雕的市場體系比較完備。從古至今，新疆人都到揚州來賣玉料。而且，揚州玉雕大師眾多，吸引了很多高端買家前來定制、加工、購買玉器，特別是大件玉雕的琢制，具有一定的市場規模。眾多玉雕作坊、工作室的聚集，也形成了產業積聚的效應，各種配套行業齊全。

　　這是揚州玉器的家底，一時的經濟波動，尚不足以損傷元氣，所謂“砍柴不誤磨刀工”，行情變了，思考一下，接著上路。在這個殷實的家底中，有一批人，如珍珠般耀眼，他們就是當代的揚州玉雕大師們。“天下玉，揚州工”， 揚州琢玉工藝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