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楊伯達先生提出“玉石之路”之后，學術界對和田玉的研究逐漸重視起來。由于和田玉在中國古代玉器和文明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它最早輸入中原時間和路線問題遂成為學術討論的焦點。

    最近，楊先生又將“玉石之路”改稱為“昆山玉路”或“和田玉路”，進一步明確指出這條早于絲綢之路兩千多年中西貿易和文化交流大動脈上所輸送的玉料，即產自昆侖山或和田地區，并根據史前玉料品種和布局，提出了玉的三大板塊理論，將西北地區所產玉料定名為“球琳”。

    筆者認為“玉石之路”的名稱仍然是較為貼切的稱呼，且已為人們逐漸接受，成為和田玉東輸線路的代名詞。《漢書•西域傳》日：“于闐國……多玉石?！睅煿抛⒃唬骸坝袷?，玉之璞也”。說明“玉石”一詞即是玉璞之意，也就是玉料。由于在歷史上玉料的運輸能形成長達萬里之遙路線的只有和田玉，因此“玉石之路”也就特指和田玉東輸的線路。

    和田玉最早輸入中原時間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目前學術界公認在商代晚期和田玉已大量輸入中原，這已為考古發掘所證實。當然，人們相信和田玉東輸的時代還應更早。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要考慮和田玉東輸的原因，即促使和田玉東輸的原動力是什么，這既要從社會發展的歷史背景分析，還要依據新的考古發掘材料。筆者認為，和田玉本身獨一無二的優勢和中原王朝的建立是促使和田玉東輸的主要動力。

    首先，和田玉與中原內地的玉料相比，具有品種多、產量大、質量好的特點。古人根據長期的治玉經驗，經過對多種玉料的對比和篩選，最終選定了和田玉為玉料中的佳品，從而奠定了和田玉作為數千年來中國古代玉料來源的統治地位。

    中國史前時代玉器最繁榮的時期，當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和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其年代分別為距今5000～5500年和4200～5100年。紅山和良渚玉器的原料來源已被證實是就地取材，與和田玉無關。實際上，紅山和良渚文化衰落后，中國東部的玉料來源處于枯竭狀態。黃河中游地區雖然是原始文化最為集中和發達的地方，但卻沒有發達的玉文化，這與玉料來源的匱乏有直接的關系，所以這一地區在距今4 500年前是不存在玉文化的。中原地區的這種狀況，為后來和田玉從萬里之外的西域輸入中原內地創造了條件。

    其次，中原地區在公元前20世紀前后跨入了文明門檻，夏王朝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文明時代的開始。王朝的建立是和田玉大規模東輸的最重要的動力。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典章制度必然隨之建立，而用玉制度則是其重要內容之一。我們雖然目前對夏王朝的用玉制度不甚了解，但從《周禮》所記載的用玉制度來看已相當完備，對玉料的需求量相當大。盡管《周禮》一書成書年代晚至戰國時期，但所記載的用玉制度可能是上古數千年積淀的結果，也可作為研究夏代用玉制度的參考。

    夏王朝的用玉制度可能不及《周禮》記載得那樣復雜，但一些基本內容，如玉禮器的形制和用途(朝覲、祭祀、喪葬、征伐等)，已經具備。用玉制度的建立，使得玉料的需求量具有了規模性和穩定性，這對于和田玉源源不斷輸人中原內地是至關重要的保證。因此，我們可以將公元前20世紀作為和田玉正式輸入中原內地的開端。西北地區的一些略早或相當于夏代時期的史前文化玉器中(如齊家文化和新華文化)也有一些和田玉制品。數量雖然較少，但意義重大。這證明早在夏代建立前幾百年，和田玉已經在向東傳輸，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原人們認識和接受和田玉的過程，是和田玉大規模東輸的序幕，而西北地區史前先民則成和田玉東漸的運輸者。

    關于“玉石之路”的具體路線，楊伯達先生曾設想：從和田出發，南路經民豐、樓蘭至敦煌；北路經喀什、庫車、吐魯番至敦煌。南敦煌向東，與后來的絲綢之路大體一致，即經河西走廊，越關中平原，出潼關，過豫西、晉南進入中原地區。楊先生提出的南路和北路，實際上就是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與昆侖山、天山交界的山前綠洲地帶。由于綠洲地帶水草豐足，因此自古以來這里就是人類生息之地，隨著古代各部落間的遷徙與交流，自然也就會形成東西向的交通線。

    需要補充的是，流入塔克拉瑪干沙漠的一些較大的南北向河流，如和田河、克里雅河等，在古代應該是連接南、北路的捷徑，而不必繞道喀什?？脊耪{查表明，距現今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綠洲十幾千米和田，甚至幾十千米和田的沙漠中，分布著許多古代城址。這說明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綠洲的范圍，要比今天大得多，而南、北交通線之間的距離也不會很遠，在每年夏、秋季洪水季節，人們完全可以順著河流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另外，沿昆侖山北麓向東，越阿爾金山進入柴達木盆地，過青海湖穿湟水谷地到達甘肅中部，這在古代也是一條重要的交通路線。

    “玉石之路”由敦煌向東，沿祁連山經河西走廊至甘肅中部，與絲綢之路大體是一致的，但再往東是否與絲綢之路一致，目前尚難斷定。史前時代運輸玉料，沒有車輛，全靠駝馬馱行，加上玉石貿易是通過各部落間轉手進行的，并不像后來絲綢之路那樣有一條固定的路線和驛站的支持，因此玉料運輸應選擇地勢平緩，便于通行的路線。從地形來看，蘭州往東，地勢逐漸升高，特別是天水至寶雞之間道路崎嶇難行，不利駝馬通行。從考古資料來看，以客省莊二期文化為代表的陜西龍山文化（距今4 000～4 300年）遺存中極少見玉器，表明這一時期“玉石之路”可能沒有經過關中地區，而關中地區出土的最早和田玉制品，則晚至商周時期了。

    那么，如何更合理解釋“玉石之路”東進的線路呢？最近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為我們探索這一問題指出了方向，使我們將研究目光聚集到齊家文化、新華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出土的玉器及相互關系上。

    齊家文化分布于甘肅大部、青海東部、寧夏西部和南部，包括內蒙古的騰格里沙漠，大致以甘肅中部的臨夏一定西一蘭州為中心，方圓約600千米和田的區域時代為距今3 800～4 200年。玉器主要有斧、玉錛、琮、璧(包括聯璜璧)、瑗、璜、鐲、鑿、刀、紡輪、佩飾等。其中的璧、琮可能來源于良渚文化的影響。

    也有學者認為齊家文化玉器是受東部文化影響而產生的。齊家文化玉器中有一些是用和田玉制成的，因此齊家文化真正重要的是體現在對和田玉的認識和使用，起了聯系中原玉文化與西部玉料產地的中介作用。新華文化分布于內蒙古中南部、陜北和晉西北，時代為距今3900～4150年，玉器主要有鉞、鏟、刀、斧、環、璋等，另外神木石峁遺存也可歸入這一考古學文化，其玉器（璧、璜、牙璋、璇璣、人頭雕像、動物雕像等）亦可歸入新華文化玉器中。

    據新華遺址的發掘者孫周勇先生介紹，新華遺址出土玉器中有一些經過檢測，與和田玉非常相似。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晉南的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時代為距今4000～4600年。玉器主要有鉞、鉞形器、圭（平首圭、尖首圭)、璧（包括聯璜璧）、璇璣、琮、鏟、殳、雙孔刀、梳、笄、組合頭飾、項飾、臂環、指環、鑲嵌腕飾以及其他零散飾件等，大多出土于遺址晚期（距今約4000～4300年）的墓葬中。據筆者對陶寺遺址出土的20余件玉器觀察，有少數可以肯定系和田玉制成。

    從三者玉器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它們存在著許多共性。首先，玉器出現的時間大致在公元前20世紀左右或稍早；其次，都有少量的和田玉制品；再者，玉器一般都光素無紋，一些主要器型，如斧（鉞）、鏟、刀、環、璜等，形制也很相像。齊家玉器中富有特色的聯璜璧，在陶寺玉器由亦可見到。從其他遺存來看，它們的房基建筑遺存中都有圓角方形白灰地面；陶器中的單把鬲、雙鏨高領鬲、三足甕、折肩高領罐等在器型上有相互聯系。雖然還不能肯定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順序，但它們間的交流是顯而易見的。從地理位置來看，三者分布范圍自西向東基本是銜接的。因此，我們設想當時的“玉石之路”，可能從甘肅中部向東，經寧夏、內蒙古南部、陜西北部進入山西。這條路線稱之為“玉石之路”的“草原道”。從距離上看，這條路線比取道關中為遠，但有一些便利運輸的條件。比如，這條路線主要行進在草原和沙漠上，地勢起伏平緩，便于駝馬運輸。盡管需要跨越黃河，但黃河是季節性很強的河流，在冬季枯水期比較容易渡過。齊家、新華和陶寺的文化面貌顯示，在它們分布的地域內，原始部落眾多，人口也較稠密，這也為交通提供了便利條件。

    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提到了這條路線，盡管當時尚未把它與“玉石之路”聯系起來。在研究周族起源問題時，有學者注意到了晉南龍山文化與齊家文化存在著密切關系，認為周族淵源最初在晉西南地區，由于屢遭戎狄民族的侵擾，使其一部離開故地晉南老家，向西遷徙，其路線可能是沿黃河北上，經內蒙古河套地區轉折至今日、寧地區。

    這條路線在先秦文獻中亦可找到一些線索?！赌绿熳觽鳌酚涊d西周穆王西巡路線，是從關中出發進入河南，往北經山西出雁門關到達內蒙古南部，再沿黃河經寧夏到甘肅過青海入新疆?！妒酚?#8226;趙世家》記載，趙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蘇厲給惠文王的信中指出：若秦軍“逾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本渥⑸郊丛诮裆轿餮汩T關西北。所謂“東下”，顯然是說代馬、胡犬與和田玉這三寶是從西北地區經今陜北和內蒙古南部一帶運來的，這正與“玉石之路”的“草原道”路線相吻合。

    陶寺遺址是和田玉最早輸入中原的第一站，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公元前2 500年前后陶寺文化空前發達，已形成黃河、長江流域及周圍地區各文化系統輻輳中原、集多源于一統的趨勢，成為4000多年前龍山時代最初華夏文明共同體的一個縮影。最近，陶寺遺址又發現了總面積在200萬平方米以上的城址，可能是古史傳說中堯舜禹時期都城所在地。更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中由陶器、漆木器、玉石器構成的完整的非銅禮器組合，體現出早期禮器的特點，為夏、商、周三代禮樂制度奠定了基礎。陶寺遺址出土和田玉制品數量雖少，但至少說明“玉石之路”的存在，而且陶寺人已初步認識到和田玉華麗的外表和溫潤的內質，接受并使用了和田玉。陶寺墓地M2023出土一件玉骨組合頭飾，是最精致的器物之一，包括骨笄1件、玉飾3件、綠橙石嵌片60余枚。其中有一件半圓形穿孔玉片，是用和田透閃石軟玉制成的，可見陶寺人對和田玉是很珍視的，而且只有首領和貴族等級的人才使用。

    玉器是中國文明起源的標志物之一，它直接反映了遠古時期宗教信仰、圖騰崇拜、等級制度、審美觀念等諸方面，因此對和田玉的綜合研究應該成為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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